乡村振兴战略自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以来，已成为我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在过去近 5 年的实施过程中，围绕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二十字方针，国家与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划，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 “三步走” 方略：到 2020 年取得重要进展，标志性成果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总体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 2035 年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成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差距；到 2050 年实现全面振兴。当前，我们正朝着 2035 年的目标迈进，这一阶段的关键在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深化改革，加快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解决体制机制问题。
乡村振兴需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的关系，秉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其精髓包含 “三大思维”：底线思维、发展思维和转化思维。实现 “绿水青山” 向 “金山银山” 的转化，要确立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包括生态产业化（直接转化）和产业生态化（间接转化）；配置好生态价值转化机制，涵盖政府、社会和市场机制；重视生态转化价值的共享，建立乡村生态及其转化价值的共享机制，让广大民众，尤其是乡村居民受益。
党的十九大提出农业农村、教育、就业 “三个优先” 发展方针。落实这一方针，关键在于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同时将教育与就业的优先重点放在农村和农民。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结构有待优化，需重视农村教育优先，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优化乡村教育空间布局，利用数字化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共享；重视农村劳动力就业优先，完善劳动力市场和用工制度，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农民充分就业和增收。
现代农业 “三大体系” 包括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产业体系是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多功能农业体系，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生产体系是嵌入技术、数字等赋能性要素的基础性要素组合与配置体系，体现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效率；经营体系是经营主体与经营制度的集合，不同经营制度（家庭、合作、集体、公司经营）各有优势，应完善并优化组合。
农村 “三产融合” 指农业全产业链与关联性产业的融合发展，本质是建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 “三产融合”，核心是产业纵向融合，前提是实现上游农业的横向融合，可通过合作制实现。同时，要拓宽产业融合视野，引入 “产村融合” 和 “产城融合” 理念。关键是构建适应 “三产融合” 的经营机制和利益机制，引入股份制，鼓励工商企业进入适宜领域，发挥政府政策作用，防范风险。
农业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与工业规模经济不同，更注重适度性和多类性。适度规模经营的本质是农业经营者的比较利益，规模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可分为土地规模化、服务规模化和复合规模化经营，还可通过产业化经营和多功能发展实现纵向延伸的规模经营。推进农业规模经营要把握适度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现代农业服务体系是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类型和家庭经营的支撑，具有服务主体、服务机制、服务产品（领域）三个层面的多元化特点。建构 “三层协调” 的服务体系，要优化服务主体，以农民合作组织服务内部化为重点；把握好服务机制中市场化与非市场化服务的关系；扩大服务产品（领域），提高服务质量，解决金融服务等短板问题。
乡村振兴需实现 “治理有效”，通过自治、法治、德治 “三治合一” 达成。“自治” 是治理主体自主化和自我约束的治理方式，与 “他治” 相辅相成；“法治” 是正式性制度安排，“德治” 是非正式性制度安排，二者相互补充。实现 “三治合一”，要完善 “他治” 与 “自治” 相协调的制度体系，重视 “法治” 与 “德治” 相匹配的制度安排，发挥中国特色制度优势。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基调是改革、稳定、发展相协同。改革着重 “三个激活”，即激活市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是关键，需完善产权制度，转换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同时，要重视激活要素和主体，加快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和要素经营权，增强市场对农业经营主体的行为主导性和要素配置能力。
农村集体土地 “三权分置” 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的创新，旨在保障农民财产权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然而，实践中存在农民土地承包权交易受限、宅基地房屋不能买卖、集体股权难以对外交易以及集体所有权虚置等问题。破解这些难题，需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保障制度，分离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赋予集体和农民市场发展权，推进 “股社分离” 和 “股份合作” 改革，增强农村集体经济自身发展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