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创新媒探秘：荀子创新教育思想与十里泉荀子祠堂
我是民俗文化爱好者，多年来行走在民间挖拙散落在民间的一些传统文化极民俗文化，随同北京微创新媒商学院，北京新学道教育集团专家组及创投市场编辑部深入到十里泉荀子文化园探秘寻找荀子创新教育理念。这个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街道十里泉村，是一处地灵气韵、集旅游观光、休闲餐饮、生态民俗、历史名胜、赏泉垂钓、购物休闲为一体的人文景观。水面10O亩，内建游船码头、设置游艇更衣室、荀卿祠纪念堂，神龙庙、关帝庙，新建有民族风味水上人家餐饮楼、综合服务楼、标准游泳池、垂钓中心、停车场、顺河路、花、草坪等配套工程；栽培高档优质花木50亩。
十里泉村南原建荀子祠堂，这里原是一个风景区，但现在则因为十里泉电厂和枣庄城里的自来水厂都在这里抽水，池塘常常干枯，以住风景不再，荀子祠堂也早已没有了踪影，连残碑断垣也很难找到了。
据史料记载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11年），名况，字卿，汉族，因避西汉宣帝刘询讳，因询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国的兰陵（今临沂市苍山县兰陵镇）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对重整儒家的典籍也有相当的贡献。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荀子去世后，葬于古兰陵，墓在今枣庄市峄城城东25公里处兰陵镇南郊，荀子祠堂建在峄城北5公里处十里泉村。枣庄有很多文化人和文化名人，也许枣庄人在不久的将来会再建一座宏大的荀子祠堂或荀子大学，因为他们知道荀子的《劝学》篇在中学的课本里对后代有多么的重要，因为他们的骨子里种下的是荀子文化的基因，因为他们已逐渐住进了越来越豪华的高楼大厦，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文化先祖，不会也不应该忘记祭祀自己的文化先祖。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荀子墓得到了进一步维修，建起了围墙并在大门口建有一座“荀子亭”，但从整个规模来看还是很小的，不仅占地范围很小，就是“荀子亭”也只有一两间房子大。
十里泉荀子文化园工程规划占地300余亩，计划总投资1.2亿元，公园将恢复“许池绿波、荀卿祠、龙王庙”等历史人文景观，再现“峄县八大景”风采，同时建设游船码头、游泳池、垂钓中心等设施。配套建设5万平方米的新农村农民公寓用于回迁安置。目前，十里泉路南3万平方米区域内拆迁工作正在进行，荀卿祠、公园北大门和主要道路已开工建设。
张玉树于清朝乾隆年间出任峄县知县，他爱惜民生，清正廉明，其一大贡献“乃以公余，招诸文人看云听泉，置酒赋诗”，开发建设了许池泉(今枣庄十里泉)，将其列入“峄县八景”，美其名曰“许池绿波”。并在许池泉的东北岸边创修了“荀卿祠”。 下文为碑记：
峄何以有荀卿祠？卿为兰陵令，峄，古兰陵地也。卿令兰陵无政事可见，何以祠？以卿诸所论著推之，知其能为令也。盖荀子于周末诸子特为近正、述礼、劝学，无纵横捭阖之习，顾独非十二子等篇为驳而未纯耳。故太史公传荀孟并列，而韩昌黎氏称之，亦以为大醇而小疵。卿有墓在兰陵，则其祀峄固宜。乃前此何以无祠？则令峄者之缺遗也。而令兹之祠，可无志与？于是为记而书其建置岁月于石。
武功张洲题。岁在壬寅秋七月。知峄县张玉树创修。
“许池绿波”源自许池泉，又名十里泉。十里泉有大小泉头十二个，比较有名的有水珠喷涌的“珍珠泉”、底色灰蓝的“罐口泉”、状如开锅的“沸鼎泉”、与日争辉的“金花泉”等。十二个泉头皆从平地喷水，以不同的姿态营造着异彩纷呈的清凉胜境。主泉与周围上百个星罗棋布的小泉汇成一泓长九十米、宽六十米的水池。池水如镜，垂柳倒映，绿波千层，有“风接滩声晴亦雨，云移潭影晚疑秋”的美誉。即便是三伏天，这里依然是清凉世界，成为人们避暑消夏的好地方。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荀子是儒家在战国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他出生于战国后期的赵国，长大之后游历各国，知识和见识都得到快速增长。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担任一把手，学识渊博，在儒家里自成一派。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生而恶，是后天的教化改变这一习性；还主张人定胜天，这是跨时代的思想，冲破了天命的束缚，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还主张天行有常，天地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没有鬼神的存在，反对鬼神之说。
《荀子》一书为战国末期赵人荀况及其弟子所著。荀况本为孙氏，故此书又称《孙卿对书》或《孙卿子》。西汉刘向整理时定为32篇，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手所著的22篇，一类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共5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5篇；前两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直接材料，是《荀子》一书的主体。
《荀子》的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逻辑起点。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如果任人顺性发展，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争夺，使社会陷入混乱；必须由圣人制定礼义，进行教化，才能使人转而为善，使社会正常安定。所以他认为人性是恶的，而善则是后天人为教育的结果；善不是性，而是“伪”。他与孟子一样，也肯定人人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善成圣，只是成善成圣的途径与孟子所说的不同。他不是强调尽心知性，而强调学习、积累和“注错习俗”，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来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荀子认为“能群”是人类区别于禽兽并能胜过和役使禽兽的基本条件，而“分”则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基本法则。为了消除人们由于欲利而引起的争夺，必须明确规定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分。这就是礼义的起源和实质。在此基础上他在政治上提出了隆礼重法说。在君民关系上荀子一方面尊君、隆君，一方面重视民本，提出君民舟水说。在天人关系方面，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有它固有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治乱兴废，在人而不在天；人应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在认识论方面，荀子特别提出“解蔽”，认为认识的片面性是人们的通病。他提出“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主张认识事物要虚心、专心、静心，以达到主观上的大清明境界。荀子又构成了以正名为中心的逻辑体系，他揭示了名反映实的本质，制定了关于名的划分和推演的理论，阐述了制名的原则，又揭示了命题的本质，特别是在直言判断的定义上超越了的人。
《荀子》一书唐杨倞曾为之作注。较好的注本有王先谦的《荀子集释》，收入中华书局版的《诸子集成》。较为浅近的注本有梁启雄《荀子简释》，还有《荀子新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其中《天论》、《性恶》、《解蔽》、《劝学》诸篇可细读。思想观点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贡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详情参考易中天教授《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荀子思想虽然与孔子、孟子思想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有其独特见解，自成一说。荀子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求其放心”，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荀子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1.荀学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思想史价值应该给予发掘。
2.荀子对儒学经典的传授居功甚伟。汉代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诗经学”乃至于“春秋学”都与荀学有关。清儒汪中著《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当代大儒徐复观也曾高度评价荀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3.荀子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充满事功精神。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却对秦政、秦俗多予褒奖，而同时批评其“无儒”。这说明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还在努力争取扩大儒家的政治空间。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荀子所体现的务实精神，应该是汉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对象。他们都为儒学适应时代环境、进而寻求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荀况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曾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是说，不应该由自然主宰人，而应该由人来主宰自然，同时也应顺应自然规律；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文中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博学并时常检查、反省自己则能“知明而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他也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来蒙恬、李斯、韩非等皆为荀子弟子。
文学家兼教育家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他的文章已有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趋于成熟。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此外，荀子还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后人对荀子争议颇大，有的说他是孔门嫡传，有的说他是儒门异端;有的说他是法家，是黄老思想家，有的说他是经师，是专制主义理论的祖师……
荀子之所以如此引人非议，在于他思想之驳杂。先秦诸子的思想倾向都很鲜明，学派归属一般不成问题。只有荀子是个例外，在他的统一的理论体系中融汇了不同学派的思想观点。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气象，奠定了荀子思想巨人的独特地位。而他这种驳杂的思想来源，与他在稷下学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荀子在战乱中离楚来齐，参加稷下学宫的恢复重建工作。由于田骄等老一辈的学者已死，慎到、接子又不在齐国，荀子凭他的学识和才德，在复办的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可谓稷下学宫的领袖，成为稷下学宫有史以来最牛的校长。
一
结果，正如《史记·孟荀列传》所载：“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荀子冷言进谏反而受到了谗言的攻击，因此他在齐国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转而赴楚，正碰上楚灭鲁新得兰陵之地，因而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
荀子在楚为兰陵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任职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进谗，于是他只好离楚而回到赵国。在家邦，荀子这次得到了较高的礼遇。任他为“上卿”或“上客”。楚人听到后，就劝谏春申君，春申君又“使人请孙子于赵”。荀子致信辞谢，对楚政多所批评。春申君深为后悔，又一再坚请。可能是为春申君的诚意所动，荀子又回到楚国，复任兰陵令。
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死于政治斗争。荀子失去政治上的依靠，废官居家于兰陵。“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最后客死于兰陵，结束了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传奇人生。
作为独树一帜的传奇人物，荀子，一个儒家的“宗师级高手”，他思想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他在强调德治的同时，并没有处于学派观点的偏见，清晰地认识到法律可以弥补许多道德“管不到”的灰色地段，德治与法治应该放在同等的地位，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他“隆礼重法”的著名思想。
“隆礼”“重法”，是荀子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而提出的新思想，这是基于人性恶的理论。他认为，人生来就有欲，“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有欲必有争，因此人性是恶的。“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要发挥“礼义”的教化作用，借以改造生来不良的人性，同时还要并用刑罚制服性情顽劣之人。他在性恶论的基础上，把儒、法两家对立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
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那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
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也就是说，在礼法关系上，“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法律制定的来源依据，法是对礼的必要补充。“宽猛相济”，礼法结合，王道霸道并用，提示出维护统治秩序的真谛，既需要暴力的强制，
荀子毕竟是一位儒家的学者，他认为在礼与法的关系上，还是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成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也就是说，礼义是立法的精神，是立法的原则。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总之，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是对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法儒并用的先河。
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学说，对于维护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纵观历史，我们发现谭嗣同说的基本属实，历朝历代的皇帝，虽然都尊崇儒学，但都基本沿用了荀子“隆礼重法”的主张。
事实上，汉王朝建立后，经过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至汉宣帝时，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学说遂被确立为“霸王道杂之”的基本国策而延续下来，也被称之为“儒皮法骨”，就是外表包装了层儒家思想，其实奉行的是法家学说。
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莫不以儒家文化与法家文化互为表里，以礼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兼施并举，作为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的基本国策，这充分反映了荀子学说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深远影响。
直到今天，“隆礼重法”的思想依然具有借鉴意义。我们从近代走到今天，打破了人治的尊崇，实现了法治的普及。虽然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很多人对法律依然存在误解，但我们需要警醒的是，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法律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从一个“人治”的极端，又走向一个“法治”的极端，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深思其中的道理。
